道德敏感性缺失有多么严重？

　　今天，许多人已不习惯道德的评价方式，而只看重自身利益的得失；只怨恨别人对自己的不友好，而很少想过我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即便是多次承受他人的关心和救助，也很少能产生感恩戴德之心；贤人君子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受到嘲笑和孤立；好人难做，好事难为，英雄豪杰之举往往处于无援境地；见义不为的现象时有发生，助人为乐难成风尚。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感悟力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缺失。而这正成为我国社会道德生活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给人们的道德心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蚀和伤害。

　　这种缺失所造成的风气和环境，反过来大大诱发和刺激了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无视和纵容，政治生活领域对腐败界定标准的放宽、对某些不正之风的默许和宽容，文化生活领域对抄袭和学术腐败等的见怪不怪。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社会的要求高或不高往往是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转移，至于他人和集体利益的得失则被置于其次。这种道德敏感性的缺失和道德感悟力的低下，标志着人性天平的倾斜和失衡。人性发生严重蜕化，必将导致道德和信仰大厦的崩塌。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最为严峻而又不得不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一个人对道德价值缺乏应有的敏感和感悟力，实质上失去了人应有的人性和本质。一个民族对道德冷漠乃至鄙视，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社会对道德没有好感甚或麻木不仁，也就很难使社会自身实现健康的发展。

道德敏感性价值有多么大？

　　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感悟力是一个人德心、德行和德性的集中表现，是源于道德认知和道德信仰基础上的道德情感、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的综合表现，是人们对道德的价值追求和付诸道德行为的动力源泉。

　　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感悟力是检测人们的德性和人性的重要标尺。一个对道德价值缺乏应有的敏感和感悟力的人，实质上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者说失去了人的应有人性和本质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所担忧的正是那些不重视品德和学问的修养，听到了道义的声音却不能向往，自己有了不良的行为却不想改正的人，认为这样的人过多只会使道德的教育和国家的治理变得异常艰难。孔子本人基于一种“振斯民于水火”的使命意识，一生以启发人们的道德觉悟和道德良知为己任，虽“疏食饮水”亦乐此不疲，表现了一种“为生民立命”的高尚情操。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从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亦或是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看，保持对道德的敬意和尊崇，并由此产生一种“当仁不让”和在道德面前“舍我其谁”的伦理信念和精神追求，永远是最为重要的。故他留下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格言。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如果一个民族的良好品格无可挽回地损失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拯救了。”斯迈尔斯的这些论述，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警醒和启迪意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高度重视社会风气问题。应当警惕，如果社会风气败坏，不仅经济建设搞不上去，我们这个民族也不可能兴旺发达。”这里所讲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内在地包含有见义勇为和当仁不让等道德品质，强调的是应当保持一种对道德的执著追求和对道德的敏感性。如果一个民族对道德冷漠乃至鄙视，那是谈不上什么民族精神，也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如果一个社会对道德没有好感甚或麻木不仁，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良好的社会风气，也很难使社会自身实现健康的发展。

　　就客观外在的社会原因而言，处于转型期的道德状况，呈现出在多元化背景下的无序和相对主义情态，同时社会道德教育和有组织地进行道德建设的机制缺失；就主观内在的个体原因而言，人们受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和某些现实的逼迫，使人们把道德的考虑置诸脑后。　

道德敏感性缺失原因是什么？

　　现实社会中对道德的冷漠、无动于衷甚至鄙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外在的社会原因，也有主观内在的个体原因。

　　就客观外在的社会原因而言，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调整与重组过程加快，对外开放和信息交流的力度加大，中外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的振幅加剧，旧的伦理道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新的伦理道德又还处在孕育或萌生的阶段，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呈现出一种在多元化背景下的无序和相对主义情态，再加上社会道德教育的缺失，有组织地进行道德建设的机制缺失，故而使人产生了对道德状况的普遍不适，造成了人们道德敏感性的缺失和道德感悟力的低下。

　　另外，虽然一些单位和部门颁布了关于表彰见义勇为等行为的文件或法规，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度量标准，以及实施艰难，使得这些文件或法规也不能发生真正作用。

　　就主观内在的个体原因而言，人们受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驱使，常把个人利益的追求放在人生重要位置，改革过程中打破铁饭碗和下岗分流等现实的逼迫，也常使人们只为自己的生计考虑，而把道德的考虑置诸脑后。这些现实因素与人的自然因素的内在结合，使人们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

　　还有，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攀比心理和仿效心理，使一些人也产生了惧怕道德的心理现象。再加上主体自身的修养和自我教育不够，故而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道德冷漠或麻木不仁。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很难做出道德上的善恶判断，甚至不愿意去进行道德认识，也是人们产生道德敏感性的缺失或道德感悟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作为个人，要澄清心理病变、生理病变与道德病变的关系，有意识地培育正常的道德感，重建智、仁、勇或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人生美德系统。而社会，要以利益、法制、制度等手段，强化人们的道德感，以教育、激励与劝勉等方式提升人们的道德感。　　

道德敏感性缺失应怎么救治？

　　道德敏感性的缺失和道德感悟力的低下，是现代人一大道德病症，它昭示出人们在伦理道德上的严重营养不良和道德肌体的病变，因此需要也应当进行道德上的救治。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病变是心理病变和生理病变的内在潜因，也是制约二者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对道德病变进行有效地治理，则可能危及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须知，德为人性之本和价值之基。人不崇德便意味着人对人性之本和价值之基的蔑视，这样的心理怎么可能得到充实、提升和安宁？心理的灰暗、蔽障又怎么可能使生理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与能量？因此，诊治道德敏感性的缺失和道德感悟力低下的首要一剂药方，当为澄清心理病变、生理病变与道德病变的关系，讲明道德病变对心理病变和生理病变的严重影响，从而从心灵深处产生愿意接受治疗和配合治疗的道德需要。

　　其次，应在讲明道德病变对心理病变和生理病变严重影响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培育正常的道德感，学会道德上的感动、感谢与感激，常怀一份道德上的感动和感激之心。感动是道德意识的复苏，感激是道德情感的萌芽，感谢是道德品质的慧根，感动、感激与感谢构成人们道德感的三种元素。能够感动的心灵必定不会麻木，善于感激的情感自会关注他人，知道感谢的人也常常能对人的帮助有所领悟。正是感动、感激和感谢将人自己与他人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建构起一种道德化了的社会关系。感动、感激与感谢要求人们不仅做到“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而且做到别是非、辨善恶，善其所当善，恶其所当恶，进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再次，重建智、仁、勇或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人生美德系统，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学会关爱他人和社会，进而能身体力行仁爱之德，见义勇为。在当代社会，尤其应强调勇敢美德的伦理价值。大多数患道德冷漠病症的人并不是不知道道德，而是缺乏勇气去躬行实践，不是不知道麻木不仁的危害，而是缺乏挺身而出的勇气。斯迈尔斯认为，唯有道德上的勇气才能造就男人和妇人崇高的英雄气概。这种道德勇气是一种探求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是一种坚持正义和诚实无欺的勇气，是一种抵制诱惑和抗拒邪恶的勇气。

　　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和成果，都是在勇敢精神的支配下完成的。有人认为，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从英雄时代进化到一个平民时代，不再需要勇敢美德。其实，这种认识是十分偏颇的。平民时代不仅需要英雄，而且更需要勇敢美德。勇敢的美德在柏拉图那里虽然只是武士和军人的美德，但经过亚里士多德及后世许多伦理学家的提升，早已化为国民公德。我国古代儒家把智、仁、勇视为人生三种最主要美德，也说明勇敢绝不只是属于某一阶层或某一部分人，它应当在平民身上也有所反映。妇女、小孩、老人乃至残疾人都有可能拥有勇敢美德。

　　此外，从社会的角度上讲，建立和完善对道德懦弱的教育机制、对道德冷漠的制裁机制、对见死不救的惩罚机制，以利益、法制、制度等手段强化人们的道德感，以教育、激励与劝勉等方式提升人们的道德感，也是诊治麻木不仁现象的有效举措。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精神、需要道德，同时也需要道德敏感性的时代。只要我们能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建设，我们就一定能真正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发达的伦理文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道义的支持和精神的支撑！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