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人口与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

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

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人口与资源问题

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

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

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

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

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

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

五   生态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正如生态问题将全球联系起来一样，全球化也将生态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视野中来，按照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10月1日的报告，从1970年到1995年，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财富。

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出的警告。

生态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价值冲突的思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伊恩·麦克哈格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包含了一个内在价值体系”。罗尔斯顿则指出：“人类傲慢地认为 ‘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哲学走向荒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第6-9页）

生态主义是20世纪中叶后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的哲学政治思潮。生态主义力求阐明，人类绿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近代社会以来的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工业文明的崛起及其世界性扩展，而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就构成我们摆脱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切实出路。不仅如此，我们将通过新的价值视野与认知方法的确立，把对既存文明弊端的克服变成一种绿色文明的创造。因而，生态主义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叛，而是力图实现对工业主义的替代，从而根本变革人类现代文明的观念与物质基础。

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生态价值意识，它要求人类实现超越自身狭隘人类学视野的对非人自然的尊重。近代工业文明是以自然物质征服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物化文明，它在给人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激化了人类与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内在矛盾，自然以非自然的严重病态的形式呈现出来，并表现为对人类本身的惩罚。其根本性症结就在于我们仅仅从物质的属性看待有着复杂机制与结构的自然世界，而且总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功利目的特别是经济实利。这种基于时代迷误的观念认识和服从于少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共同在将自然生态推向崩溃的同时使人类文明陷于困境。因而，人类面临的确实是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深刻变革，但我们价值与认知层面的更新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生态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其次才是一种政治。

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类意识，它要求人类真正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以达成对类与整体利益的尊重。就个体与整体、属与类的关系来说，现代文化或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个体与社会局部比如民族权益的独立与不可剥夺基础上的。结果，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纷争背后是掩饰不住的经济利益争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决战不只在战场的全面战争。不受他人和整体利益道德与文化尊重规约的自由竞争，和人类对自然的机械化认知与征服态度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因而，人类所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自然价值观念的拓展，也包括自身文化价值基础的更新，特别是确立对整体利益的充分尊重和基于整体需求的认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有实现了对个体同类或同类整体的文化与社会尊重，才会真正对异于人类的非人自然存在做到这一点，就像现实中人对人的剥削和征服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生态主义是一种地球意识，是对我们生存的这颗蔚蓝色星球的发自内心的珍视。地球为人类提供了四时有序风雨循环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能源，提供了文明形成及其延续的自然与物质基础。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人为伤害，最终破坏的都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也就是对自已的伤害。正如许多的绿色理论家所指出的，人类的未来是和地球的未来连在一起的，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态主义总是将地球称作人类的家园，认为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它所追求的也就是对人类这种仁爱自然之心再启蒙与呼唤。

地球有规律的自转和公转，地球周围均匀的大气保护层，地球表面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存空间和条件，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既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量，也没有无限制维持这一有机平衡体的能力。因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一个终极的限制，那就是不能破坏这一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延续。

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而言的。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认为，人们最主要的价值利益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其它的价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因而，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要求，而社会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也应是基于这方面需求的被忽视。

后物质主义既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包括了所有与从物质实利视角出发价值认知与实现对立的方方面面。过去，人们认为人类的幸福与自由是与物质享受量的增加相一致相等同的，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人们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增加，因而经济增长连同有利于增长的一切措施都被评价为有价值的。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我们虽然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比前人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加幸福和快乐。这说明或者物质财富并不是测量人们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和主要尺度，或者我们在得到物质的价值的同时失去了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也许失大于得。

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提高，相反却出现了道德与信仰滑坡，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信仰危机，表现为一些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缺乏善恶观念，无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准则……，诸如金钱万能、唯利是图、嫖娼卖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等反道德行为层出不穷。

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如生态失衡、人口爆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产生的“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孕育出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安气氛；此外，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处处可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面临着生存的最大危机。笔者的“宇宙主义”思想体系正是针对上述威胁和危机提出来的，正是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

地球人类社会正处在科技发展的初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有可能因滥用科技而走向毁灭，如大规模核战争，生化战争，如人类不合理开发地球有限的资源，致使生态系统崩溃，在这个危险时期，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整合全人类，统一思想，使人类社会步入最佳发展轨道，化解和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多种重大威胁。